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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地方叫西塬(16)-告别

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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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几个月凄惨的生活。1973年6月传来惊人的好消息,大学恢复入学考试,知青都可以报名,而且可以不上工,复习功课两个星期。凭着记忆我把学过的数学物理公式、化学方程式都写下来,自己给自己出题作。晚上不再听美国之音,而改听中央台,了解形势,背点儿时兴的政治词语。

六月底的一天,全县200多知青一起进城赶考,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一次拼搏。我们满怀信心,情绪非常高昂。除了考试题不是全国统一,而是各地自己出以外,整个招生过程俨然像是恢复了过去的手续,还要进行体检,填写报考申请表,每个人可以填写三个大学志愿。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西北矿业学院。有那么多北京的学校,那么多其他专业我都没选,偏要留在陕西学矿业。大概是拦牛把我拦野了,爱上了野外生活,以为学矿业可以走偏祖国美丽山河去寻找矿产,那股书呆子浪漫气还十足。

因为还报考了北外,所以得考外语。考试很简单,两位老师坐在桌子后面,我站在对面。一位老师自我介绍说是北外的王老师,另一位是西安外院的,姓什么我忘了。王老师问我要考英文还是俄文,我说都考。两位老师略有吃惊地互相望了一下,王老师就递给我一张纸条,让我念出来并翻译。纸条上用英文写着一些当时的流行口号,诸如“热爱”、“万岁”之类。念完之后,西安外院的老师又递给我一张纸条,是用俄文写的,但不是口号,而是星期一上什么课,星期二天气怎么样之类的短句。念完了老师说我可以走了。这下我倒是惊讶地问还要考什么别的吗?两位老师又互相点了点头,说就这些了。

三天的时间,我们住在县中学,头一天参加“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学习班和体检,第二天跟第三天考试。三天中结识了不少知青,其中有一位党校子弟,叫小熊,也报考了北外,考试前一个劲儿跟我讨教如何学习外语,给我印象特别深。第三天下午考试结束后,我自我感觉非常好,最难的一道数学题只是用三角计算宝塔山的高度。

傍晚正和几位同学在县委大院门口聊天,北外的王老师把我叫到一边,告诉我外语考试我是全县第一,北外已经破格录取我了,入学后直接上英语系二年级,学校会马上发入学通知书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难道其他考试成绩就不算了吗?王老师让我放心,这里的一切由他们来招生的老师作主,让我回去等通知。我无法描述我当时高兴的心情,大概就象意外中认识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吧。

回到村里我心情格外轻松,望着窑洞里的炕头灶台,锅碗瓢盆,还有些依依不舍。老梁照例每天招呼我去拦牛,我每天也赶着牛群,想多看看那熟悉的山梁和山沟,坐在山坡上想象着上学的滋味,幻想着一个有电灯,有白膜的美好生活,决心努力学习。到了七月底,我盘算着,解放大卡该来了。果然,有一天听到了汽车声,紧接着的两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去拦牛,在家里等待邮递员二小。可是两天过去了,二小并没有来,心里不禁有些犯嘀咕。

到了八月中,我的心开始从嘀咕变成乱作一团。学校都是九月一号开学,怎么入学通知还没来?王老师该不是在哄我吧?也许开学日期改到九月底了?入学通知不会在路上丢了吧?我整天胡思乱想,受不了了,跑到别的村打听,才知道出了个白卷英雄,考试成绩全部作废,各大学招生名单由县教育局重新审批,重点招收贫下中农推荐的青年。女朋友无缘无故突然提出要跟要跟你掰的感觉,就是我当时的感觉,闷头一棒。以后几天,成天坐在窑洞前发呆,无心拦牛,什么都不想干。

度日如年,又过了一个月,秋风已有些凉意,我彻底灰心了,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地拦牛,盘算着下半年怎么过。一天傍晚,拦牛回来,吃过晚饭,我依旧坐在窑前发呆,一个村里的娃叫着我的名字跑进院子,递给我一封信。我接过信,牛皮纸公文信封中间的红框里用钢笔竖着写着我的名字,左下角印着红色印刷体“北京师范大学”。记得很清楚,我手里拿着信,却无动于衷,把信放下,继续望着对面的蟒头山-我麻木了,绝望了。透过暮色,深绿色的丛林隐约有星星点点的红色黄色点缀。金叶驮水上来,跟我打招呼我也没理。远处有狗叫的声音,是不是狼来了?天渐渐黑了下来,猛然一阵秋风吹来,不禁打了个寒颤,才想起来有一封信。回到窑洞里,点上小油灯,打开信。北京师范大学油墨公函清除地写着“你已被我校数学系录取,请于9月1号以前来校报到…”没看完我就又把信放下了。今天到底是几月几号?玉米都收了,柿子也红了,快到国庆节了吧…北京师范大学?我没报师大,写错名字了吧?我哑然失笑,命运真是无情,把人折腾到这个地步还要开这种玩笑。

晚上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睡得很踏实。第二天早上,拿着镢头要去拦牛,队长见了就问 “啥时候走嘛?”问得我莫名其妙。

“去啊嗒嘛?(陕北话,去哪儿)”。

“回北京嘛!”队长笑着说。

我第一个反应是,队长平时忠厚老实,怎么也跟着起哄,拿我开心呢?但看着队长认真地样子,心突然跳了一下。可能是真的,这可能是真的。直到两天后,队里的驴驮上了我的行李,我还在觉得全世界都在骗我。临走时,我一点都不激动,做好了思想准备,到了师大,人家拿着信说搞错了,我就回来。我跪下来,双手摸着黄土地,对着生活多年的窑洞磕了三个头,心里在默默祷告,希望这一切是真的,希望这是与西塬的告别。那天我差一个月24岁,把人生最美好的几年留在了黄土高原。

登上了驶向北京的列车,希望慢慢战胜了疑虑,过去一幕一幕在脑子里闪过:同炕共苦的插友;我们六个人集体渡黄河的壮举,不怎么会游泳的张大鹏差点丧命;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牛群;朴实真挚的老乡;小狗费利;回北京扒车,同兰考难民在煤车上度过的寒冷夜晚;饥饿、疾病…

到了北京,没顾得上取行李,身穿落补丁的还乡服,脚蹬土布鞋,直奔学校。到了师大,发现入学通知书是真的。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。

后来才听说,招生的老师们用调包的方法偷梁换柱,把各校原来招生名单上的人名互相大调换,在名单前面加上了当地干部子女的名字,什么粮食局局长的女儿,县委宣传科副科长的儿子,骗过了当地教育局,交到县委审批,最后才通过。这样我的名字从北外的名单上消失,而出现在北师大的名单上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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